卫建民：研究“幸福”的书籍

0次浏览发布时间：2025-03-10 18:15:00

专栏：居室求学（六十六）

促使我阅读研究“幸福”的书籍的起因，是看到一个课题组的报告：报告陈述的文字，是他们要开展“幸福指数”的研究。“幸福”居然能量化分析，还有“指数”？我感到好奇。于是，我陆续找到几种有关“幸福”的书，先集中了解前贤有关论述。

19世纪英国的空想主义者约翰·格雷有本《人类幸福论》，由张草纫先生译，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本小册子里，格雷认为幸福需要两个条件都具备，那就是：“一种是作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一种是作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简言之，人只有在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后，才够得上幸福。在这个立论下，他举例大量的事实，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富人和穷人都不幸福。因为，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大量的商品堆积，生产了过剩的商品，但富人在精神上却还是空虚的、无聊的。过剩导致穷人更穷，距离幸福的目标就更遥远。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刚开，一些出访的同事回国后作报告，几乎每个报告人在放洋十天半月后都要说：“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物质丰富，但人的精神很空虚，好多老头老太退休后养猫养狗，活得不幸福。”我们那时年轻，认为西方国家的老人有钱有闲养猫养狗，已经是晚年的幸福；因为那时我们吃饭凭粮票限量供应，农村还有不少人吃不饱饭，哪有猫猫狗狗吃的？

《人类幸福论》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为批判武器的。既然他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幸福，那就不仅仅是要引渡穷人到幸福的彼岸；还要提醒富人，他们拥有的大量的财富，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终极的幸福。格雷此书，普度众生，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

还是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有专著《幸福论》，收入《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荣震华、李金山先生译，198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影响很大，读过马恩著作的人都知道；恩格斯自己就说过：“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在研究人的幸福时，必然涉及人的生存权。他说：“免于饥饿的自由虽然是最低级的自由，但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和最必要的自由，是人民和个人首要的和基本的权利。”他的《幸福论》，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生命本身就是幸福”。“什么是属于幸福的东西？所有一切属于生活的东西都属于幸福，因为生活（自然是无匮乏的生活、健康和正常的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在费尔巴哈以后，所有哲学家、文学家有关幸福的论述，什么“热爱生活”呀，“活在当下”呀，“向死而生”呀，等等，都在《幸福论》的范围。他的论述，还涉及国家民族和宗教，是对生命伦理做广泛探讨的哲学著作。

近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志耕先生译的《托尔斯泰谈幸福》。这本书，是译编合成的、托尔斯泰晚年思考中有关“幸福”的专题著作。编者再细分小专题，语录体，涉及信仰、灵魂、爱、死亡等有关“幸福”的话题。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老托尔斯泰还引用东西方先哲对某一问题的论述，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孔子、老子的思想。编译者用“谈幸福”笼罩托尔斯泰的晚年思想，可以引导读者跟着伟大的作家一起思考和实践，因为哪怕是伟大的托尔斯泰，他的论述也不是唯一的真理。何况，探讨幸福的大作家，自己晚年并不幸福，连残余的生命也是消失在风雪交加的车站。我早年读《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当读到他写的“还活着”几个字时，掩卷沉思，深深感叹老托尔斯泰对生命的留恋。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日记，还是对幸福的思考：“一切都是为着别人的幸福，同时，特别是为着我的幸福。”痛苦地思考人生的幸福，是托尔斯泰晚年给世界的郑重留言。

亡友施康强兄翻译出版过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兰的《幸福散论》。阿兰的学生，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认为他的老师的这些思想随笔堪比蒙田。在对幸福的论述里，这本书分《幸福是美德》《幸福是慷慨的》《幸福的艺术》《幸福是义务》等几篇。我读后感到，阿兰论幸福，更多是些家常话，或者说“平常心是道”。比如，他说：“会挣钱的人在他丢失一切的时候，仍因他本人的存在而是富有的。”这就是说，当一个人不幸遇到灭顶之灾时，只要人还活着，就可能还会找回失去的。李白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谈到倒下的烈士是否幸福时，阿兰引用斯宾诺莎的话说，他们并非因为为国捐躯才是幸福的，而是相反，因为他们是幸福的，他们才为国捐躯。阿兰引用的话让我想到，我们在少年时读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事迹，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前夕壮烈牺牲的先辈，总是感叹他们差一点就过上解放后的幸福生活了。殊不知，烈士成仁，在他们心里就已经是幸福。阿兰还用人的团结、集体主义阐述“幸福的艺术”：“如果大家都为火堆添薪，而不是对着灰烬哭泣，人与人相处该是多么愉快啊！”从总体看，阿兰的《幸福散论》是文学性的随笔，在形式上和蒙田相似，但没有蒙田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