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王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10月出版，418页，80.00元
古往今来，改革始终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成长和发展。如果说社会有机体无时无刻不处在改革冲动之中，那么这些改革冲动必然会在某个历史时刻成为现实，形成运动，结局是成功或失败，抑或胜败参半。以“改革年代”为标题的著作不下十部，多聚焦于1250-1550年的欧洲、1780年代至1880年代的英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又多涉及思想解放与宗教改革、社会政治改革和社会经济改革，历史上这些时期的改革是对这些时代的拷问，并不断推陈出新。塞缪尔·亨廷顿引用艾伯特·赫希曼的话说，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得到改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87页）。它意味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更为广泛的参与。回顾美国历史，有多个改革年代，也是质疑和创新思想的时代。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步主义时代便是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政时期，以及动荡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立法，也是改革的年代。
回想一百多年前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一系列改革者的面庞浮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一。豪是时任克利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幕僚，他们共同成就了这座城市，使之被誉为改革年代的明星城市。1925年，豪出版了一本著作《一个改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后几十年里他作为改革者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座美国小镇写起。在那里，压制正统观念——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经济的——都是常态。再写到巴尔的摩、克利夫兰和纽约，他在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红色恐慌期间政府的镇压行动带给他的幻灭感。在政治抱负和非政治的公民团结理想之间挣扎，豪摸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带着困惑和矛盾，这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而《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反映了豪对老派、清教、中产阶级的美国及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慷慨和人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革将不断重新开启。
在《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出版三十年之后，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了《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下简称《改革年代》）。该书自出版以来备受赞誉和批评。称赞者认为霍夫施塔特关于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至关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确的。批评者则关注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和阴谋论的指控，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无论怎样，《改革年代》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复杂的美国历史时期，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去的传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施塔特对改革的研究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改革的时代，霍夫施塔特表现出温和的现时主义。他在《改革年代》的开端便指出，从内战到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成一个主要以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题的时期，以此类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即大致从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则可视为一个改革的时代。“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的说法表明霍夫施塔特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改革年代十分接近，甚至改革在长时段上可能从未中断。改革的洪潮，尽管在1890年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涌，在1920年代也曾短暂地消退，却为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美国政治奠定了基调。霍夫斯塔特将过去六十五年里的改革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两个阶段几乎是前后接续的：首先是农民反抗运动，其最强烈的表现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和1896年布赖恩的总统竞选；接着是进步主义运动，覆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政”，其最具活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施塔特接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把1890年以来美国主要改革运动那些熟悉的故事重新讲一遍，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代的角度进行新的分析。霍夫施塔特也非常清楚，过于关注当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于因过度聚焦于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确切认知”。毫无疑问，《改革年代》充斥着作者对现时政治的担忧。他在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说：“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参与了当代问题的研究。”或许正是因为他坚定地贯彻现时主义，使他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人们对于对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的要求不断被提出。这一点与豪的想法不谋而合。
豪与进步时代的许多改革者一样，在战前认为思想和信息比利益更强大，运用智识传统可以结束不公平，促进社会福祉。霍夫施塔特显然也更重视思想、情感对改革的意义。关于“进步主义”，霍夫施塔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那种随处可见的、倾向于针砭时弊和厉行变革的更为广泛的心理冲动；到了这一时期，农民抗议这条小溪流已变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级人民，则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大河的水量，并且改变了它的流向。作为一种改革思想，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共识的学说；相反，这是对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大企业和大城市主导的工业国家这一认识的一系列多样化回应。进步主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和更广泛的市政权力的运动，削弱垄断公司对州立法机构的控制。加强公用事业的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动政治进程民主化，削弱政党组织，要求妇女选举权，扩大政府监管企业的权力，以及通过社会福利立法等。这场运动的主旋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度存在，只是已经为大公司和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也要寻回某种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改革的冲动来自人们的怀旧情绪，改革的目标是找回业已存在美国过去社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可见智识传统要大于利益追求。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进而揭示，是关于社会地位的认知而不是利益使先前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类型的人群变成进步派。他认为，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动的受害者，这一变动就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初。简言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了进步主义运动的这批人，他们承受的时代苦难并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由于社会威望和权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回到1870年前后，那时财富、地位和权力在美国的分布还相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很多小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遍。在那个地方性名望还颇具分量的年代，小店主、制造业主、杰出的律师、编辑和牧师，都算是地方上名声响亮的人物。霍夫施塔特最后得出结论说，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专门职业者和民意塑造阶层，总能看清事态走向，于是全情投入他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革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比在进步主义运动中还要大。无疑，这些知识分子和专门职业者之所以支持进步主义事业，一部分原因和中产阶级里的其他成员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所在职业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地位革命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变，也在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然而，改革的事实往往证明：利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克利夫兰、芝加哥、纽约等城市的进步主义改革实践表明，虽然许多商业和专业人士准备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会退缩并变得敌对。霍夫施塔特在评论反托拉斯运动时也指出，毫无疑问，相比其宣传造势的强度，反托拉斯运动取得的直接实质性成就是不大的；可是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历经了艰苦、激烈的斗争，却只收获了微末的成果。
应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改革本身就充满矛盾，原先属于平民主义的改革主张后来成为进步派的改革主张，甚至被两党拿过去、写进党的纲领。或许是改革时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施塔特被诟病为“模棱两可之王”，从他在《改革年代》的文字里可见到他的矛盾心理。批评者不满于他对直接民主改革的摒弃，但与其说是摒弃，毋宁说是模棱两可、未予置评。譬如对于直接初选制、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早期改革成就，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重建他们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纯真年代的那种大众政府”。“想象的”“纯真年代”这类词汇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不看好这些政治改革目标。在评价西奥多·罗斯福时，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进步主义领导者，他们真实的内心冲突是高度保守主义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必要在建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抵制那些具有威胁性的激进路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成为进步派。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的矛盾性。但霍夫施塔特又清楚地意识到，老罗斯福时代的典型进步派思想家或改革者，一直同社会主义者们进行着一种宽容的、互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于他们的半无产阶级性质，他们比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检验方式之一……无论社会中生活安逸的人们在心理上是更认同那些成功人士的权威和成就，还是更加牵挂那些不幸者的需求和苦难。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进步派的宣传鼓动，使得人们的同情心在社会层面上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这与民主改革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对霍夫施塔特反民主的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性也体现在改革者身上。霍夫施塔特分析了所有的专门职业和行业中的律师行业，他认为很多律师身上都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面他们为商业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人身关系上，他们又与之保持疏离；这种矛盾性对于进步主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步主义领导群体的构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律师参与进步主义政治，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由于从自己所在行业的变迁中，感受到了那种广泛存在的改革诉求的冲击力。所以，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动，其目标不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而毋宁是形成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把民间的冲动导向变革，并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道。如同布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间保持一种独立地位，随时准备着对任何一方的过度行为加以制衡。”
实际上，对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改革议题、中产阶级的分化，及至新政时期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复杂性，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的前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伦理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及相互影响。第一种建立在扬基-新教的本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础之上，主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地参与公共事务；这套伦理认为，跟从前相比，政治生活在满足个人需求之余，更应该超越个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原则与抽象规律；这套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受，即认为政府天然地应当努力敦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也应当致力于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基础，移民们对于独立的政治行动不甚熟悉，对于等级和权威却相对熟悉，由于背井离乡的身份，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产生于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将政治和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建立在这套价值关系之上。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会改革领导者，另一方则包括大佬、职业政客和移民大众。因之，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谐一致的产物，即便其中充满矛盾甚至相悖的改革议题。
霍夫施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立场，但他对进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着隐秘的偏爱。他说改革派的整套传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础在于一个本质上是健康的社会；该心态所主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于如何能让一个经济体成功应对经济崩溃带来的诸多问题，而是在一个合理的运行秩序中，促进该经济体的民主化。设法令一个经济体恢复繁荣，归根结底是一个组织问题。在“新的机会主义”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革派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唤醒道德情绪，谴责不公，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拒那些不能容忍的恶行。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的连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等基础上。从进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级的改革冲动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间形成鲜明对比，霍夫施塔特在此写道：自由派捍卫大公司和产业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明，曾如此长久地居于进步主义思维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再是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兰代斯和威尔逊代表的那一代人，将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转变。虽然霍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诺德是二战前最具创造力的政治知识分子，但他认为从阿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阿诺德的价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经典价值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霍夫施塔特认为，进步主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索阿诺德书中的关键词，则是需求、组织、人道主义、结果、技术、制度、现实主义、规训、士气、技能、专家、习惯、实用和领导力等。前者令人联想到进步主义运动的道德与知识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后者揭示的价值乃是从经济危机和官僚制的必要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意识虽然造成了主要错误，但通过智识发现，其往往也是获得新见解的主要途径——错误和曲解并非出自一意孤行，而毋宁是拉帮结派的结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其对道德政治的关切描绘了承受着地位焦虑的那一代人的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显然有不同的剧本，也不会如霍夫施塔特说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那般轻松。但进步时代、新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始于一股乐观主义情绪，一种共同的信念——过时的思想和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的时刻已经来临；特权和不公正的堡垒将让位于对创新和更大平等的要求。无论如何，在若干年里，改革的要求都会在立法和制度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将过去和现在混为一谈，那就一定会相信改革将持续进行，或者相信人们会主动出击，将改革进行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改革年代，黯然神伤、唏嘘慨叹。化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对于相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份真实的同情，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要比我们好得多。然而，真正地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们所珍惜的那份希望，去欣赏他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的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杨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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